抚州人似乎对湿地公园有种矛盾的情感。清晨六点，凤岗河湿地公园的塑胶跑道上已经挤满了快走的中老年人，他们避开潮湿的草坡，仿佛那些肆意生长的芦苇是某种障碍物。而在三江湿地生态公园，我见过一位穿着冲锋衣的观鸟者举着长焦镜头，对着枯水期裸露的滩涂摇头叹气：“去年这时候还有白琵鹭，今年只剩麻雀了。”
这种矛盾在规划图纸和市民脚步之间划出裂痕。官方资料将城市湿地公园定义为“生态修复典范”，但抚州的十大湿地公园中，有七个是利用原有河滩、废弃鱼塘和低产稻田改造的。这些地块原本就是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，如今被铺上木栈道、装上警示牌和分类垃圾桶，成为“被驯化的野地”。
梦湖湿地公园的黄昏最能体现这种撕裂感。西侧亲水平台挤满了拍婚纱照的情侣和直播唱歌的主播，闪光灯惊起夜鹭；东岸却有一片用铁丝网拦住的保育区，挂着“生态监测 请勿入内”的牌子。我曾在监测点巧遇林业局工作人员，他手机里存着去年冬季的鸟类统计表：公园建成前观测到水禽17种，建成后首年增至23种，但第三年又回落到19种。“人为干预提高了景观多样性，但食物链稳定性反而下降了。”他踢开脚边的饮料瓶，“我们每周要清运2.3吨垃圾，但永远清不完游客投喂面包的碎屑。”
在王安石大道旁的西湖湿地，矛盾以更微妙的方式显现。这个依托宋代西湖遗址建造的公园，地下埋着六层不同材质的防渗膜——这是为了防止湖水渗漏影响新建住宅区的地基。文史爱好者总在论坛抱怨，说唐宋时期的地下水系痕迹彻底消失了；而开发商在售楼书上印着“推窗见湿地”的广告，每平米溢价三千元。
最具抚州特色的冲突发生在文昌里湿地。作为明清码头遗址改造的公园，它保留了二十余处老墙基，但墙缝里长出的薹草和节节草被物业当作杂草定期清理。本地民俗学者曾提交报告，建议保留这些明代漕运时期随商船带来的植物物种，最终只在科普牌上增加了两行简介。“我们计算过，”公园管理处负责人指着监控屏幕说，“游客平均在每个科普牌前停留6秒，在冰淇淋车旁排队却要7分钟。”
这些矛盾背后藏着更深刻的空间政治学。根据2023年抚州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，十大湿地公园中有四处与城镇开发边界重叠，这意味着地下的管廊、电缆和排水系统比地上的生态系统更早被规划。临川区湿地保护协会发布过一组对比数据：凤岗河湿地建设投入1.2亿元，但每年生态养护预算仅83万元；三江湿地岸线硬化率达47%，高于国际湿地公约建议的30%上限。
或许最值得玩味的是金巢湿地公园的案例。这个因为经济开发区扩张而意外形成的湿地，原本是工业排水沉淀区，却因野莲自然繁殖吸引了冠鱼狗和蓝翡翠。管委会最初计划填平建物流园，在被环保组织抗议后改为“生态修复”，现在成了开发区白领午休时散步的地方。那些在酸性土壤里顽强生长的千屈菜，根茎仍保持着轻微的重金属富集特性——没有人知道这对生态系统意味着什么。
夕阳西下时，我常看见抚河湿地公园的保洁员撑着竹筏打捞浮萍。他的网兜起起落落，捞起的不止是水生植物，还有塑料袋、外卖餐盒和偶尔一两只溺水的老鼠。水面倒映着对岸新建的写字楼群，玻璃幕墙把光线折射成碎片化的色块。当城市把湿地当作绿色基础设施来消费时，那些消失的涉禽、变异的水芹和沉默的地下水系，究竟在向我们追问什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