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安的名字在江西地图上并不显眼，它不像庐山或井冈山那样自带流量光环。但当你说出“十大旅游景区”这几个字时，我首先想起的不是名单上那些标准化的景点名，而是去年夏天在元青花博物馆门口遇见的一位本地老人。他摇着蒲扇，斜靠在树荫下，对着匆匆拍照的游客嘀咕：“你们看罐子，我们看人。”这句闲话像一枚细针，轻轻刺破了“文旅开发”这个气球——高安的旅游，到底是谁的旅游？
表面上，高安握着一手好牌。元青花博物馆里藏着这个世界级IP，华林寨—上游湖风景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水，贾家古村延续着赣派建筑的肌理，吴有训纪念馆则承载着科学精神的重量。但问题恰恰藏在这“十大”的整齐列表里：它们真的被看见了吗？还是只变成了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一行数字，或旅行社路线表中一个凑数的名字？
我曾在华林山下听过一场争执。几个从南昌来的年轻人举着手机抱怨：“瀑布水量太小，拍不出抖音效果。”而一旁种田的老乡抬头嘀咕：“老天不下雨，我能有啥法子。”风景的审美权被社交媒体重新定义，本土的自然节律反而成了“缺陷”。这不仅是高安的问题，却是高安困境的缩影：旅游资源的价值，正被外部视角和内部现实拉扯得变形。
元青花的故事更耐人寻味。博物馆里那些价值连城的瓷器，其实出自隔壁的景德镇。高安作为出土地，虽拥有实物，却难逃“借光”的尴尬。我曾数过，展厅里三十件重要青花瓷，有二十七件在介绍标签中不得不出现“景德镇”三字。高安像是一个保管绝世宝剑的鞘，剑的光芒人人追逐，鞘的存在却无人问津。这种微妙的依附关系，让文化归属感变得模糊而复杂。
贾家古村的白天是安静的。游客踩着青石板走过，拍下雕花门窗，却很少推开一扇门问问里面的人家：你们还住这里吗？事实上，多数老宅已空，年轻人去了市里或省城打工。古村成了一场被悬置的展览，活着的社区逐渐凋零。保护与生活之间，高安的古村旅游尚未找到平衡的支点。我记得一个细节：某户门口贴着红对联，墨迹未干，上面却挂着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铁牌。生活痕迹与博物馆化正在争夺同一空间。
而当我翻看本地的旅游数据时，注意到一个矛盾现象：高安年均接待游客量在宜春地区排前三，但过夜率却低于周边县市。人们来了，看了，拍了，然后匆匆离开——去南昌睡觉，去宜春吃饭。消费链条在这里断了一截。一位开农家乐的老板对我说：“留不住人，因为高安太‘老实’了。”他没有解释“老实”具体指什么，但我猜想，那或许意味着缺乏爆点、缺乏叙事，甚至缺乏争议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高安西北部的村前镇，另一种旅游形态正在萌芽。几个九零后返乡青年改造了老祠堂，不搞民宿不卖票，而是组织小型研学工作坊，带城市孩子用古法做米糖、认野菜、夜观星象。他们避开“十大景区”的光环，反而从边缘撕开一道口子。这种微小而叛逆的实践，是否暗示着高安旅游的另一种可能？它或许不是宏大的、名单式的，而是分散的、带有人间烟火气的。
当我们谈论“十大旅游景区”时，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？是十个地名，十处风景，还是十种被讲述的方式？高安的挑战不在于资源不足，而在于叙事权薄弱。它需要走出“借光”景德镇的阴影，也需要超越“山水古村”的陈旧标签，甚至要敢于打破“十”这个数字的魔法——或许第十一个、第十二个未被列入名单的角落，才真正藏着高安的性格。
最后我总想起那个博物馆门口摇扇子的老人。他后来告诉我，他年轻时在瓷厂烧过窑，现在每天来看博物馆的人，“看他们的鞋子就知道从哪里来”。高安的旅游故事，如果不由游客的鞋子书写，而由烧过窑的手、种过稻米的脚、摇着蒲扇的午后来说，会不会更加动人？问题是，谁在听，谁又在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