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半，西山万寿宫的古钟还没敲响，山脚下卖麻糍的阿婆已经推着吱呀作响的三轮车出现在雾气里。她告诉我，这几年来看鸟的城里人越来越多了，但他们总是扛着长焦镜头从湿地匆匆掠过，很少人愿意花五块钱买一块沾满芝麻糖的手工麻糍。新建区的生态旅游地图上标注着十大景点，可那些真正维系着这片土地呼吸的毛细血管，正藏在官方宣传册的折痕里。
溪霞水库的黄昏呈现出某种割裂感。东岸的观景平台上，游客们举着手机追逐落日余晖洒在水面的金光；而西岸的滩涂上，几个村民正弯腰捡拾被浪推上岸的塑料瓶。水库管理处的老陈掏出2023年的水质监测报告，指着总氮指标那条缓慢上升的曲线说：“现在每周清理的漂浮物是三年前的两倍多，但游客承载量规划还是沿用2018年的标准。”生态旅游这个词在政策文件里光鲜亮丽，却在水库两岸划出截然不同的现实。
怪石岭生态公园的花岗岩群是摄影师的宠儿，但很少人注意到岩石缝隙间悄悄蔓延的外来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。林业局的巡护员小张翻开他的巡山日志，2022年记录到7处外来物种入侵点，到2023年秋天已经变成23处。“我们申请过专项清理资金，但审批流程走完时，黄花已经结籽了。”他用靴尖碾碎一株刚冒头的嫩芽，“生态保护的速度永远追不上物种入侵的速度，而旅游开发又在加速这种流动。”
在象山森林公园的候鸟观测站，护鸟员老李的望远镜和游客的手机镜头构成微妙对比。他能通过羽纹分辨出哪只是去年来过西伯利亚小白额雁，而游客更关心能否拍到鸟群起飞的壮观画面。去冬今春观测到的越冬候鸟数量比五年前下降17%，但同期游客量增长了三倍。“鸟不怕人，怕的是人带来的震动和噪音。”老李的观测笔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当生态旅游变成生态消费，谁该为沉默的候鸟买单？”
厚田沙漠的沙地摩托车项目今年新增了二十辆，轰鸣声裹挟着沙粒扬入赣江支流。景区宣传语写着“江南第一大沙漠”，却很少提及这片沙丘是明清时期过度砍伐形成的人造荒漠。附近的村民记得小时候沙丘还在往东蔓延，现在却被固化开发成旅游项目。沙漠与绿洲的边界线在旅游开发中逐渐模糊，仿佛生态伤痕被包装成消费奇观。
金桥乡的葡萄采摘园上演着另一种矛盾。城里人带着孩子来体验农耕乐趣，但村民私下抱怨旅游公司抽成太高，还不如直接卖给批发商。种植户老周给我算账：游客采摘导致30%的果实因挤压受损，而旅游公司按销售额抽成40%后，实际收入反比传统销售渠道低15%。生态农业旅游的光环下，真正的生产者正在重新衡量“生态”与“生计”的天平。
梦山风景区的古树群挂着二维码标识牌，扫描后跳转的页面却两年没有更新养护记录。守林人老赵说最老的那棵银杏其实生了蛀干害虫，但景区管理处觉得喷洒农药会影响游客体验。“树不会说话，但年轮记得所有事情。”他用手电照向树干的虫孔，那些细密的木屑在光线下像金粉一样飘落，“游客看到的是千年古树，我看到的是倒计时。”
鄱阳湖湿地边缘的民宿村今年突然冒出十七家挂着“生态”招牌的农家乐，但污水处理系统还是沿用十年前为三十户村民设计的老管网。晚上七点过后，化粪池的溢出管开始向排水渠渗出浑浊液体，第二天又会被涨潮的湖水抹去痕迹。村支书坦言知道这个问题，但改造成本够给全村装三年的路灯，“生态是个好概念，但落到具体数字上就变得沉重”。
紫清山道观的丹井曾是唐宋时期的祈雨圣地，现在井沿挂满了游客许愿的红色木牌。道长摇着蒲扇说井水水位比二十年前下降了四米多，但旅游公司仍在推销“圣水煮茶”体验项目。那些写着心愿的木牌每个售价三十元，而修复山体渗水系统的众筹项目三个月只募集到目标额的十分之一。当信仰变成消费品，生态系统的警示被封装成旅游纪念品。
最后回到西山万寿宫的麻糍摊，阿婆用满是皱纹的手指向远处正在施工的高架桥：“等那条路修通，来看鸟的人会不会停下买我的麻糍？”桥墩上的施工横幅写着“助力生态旅游发展”，而桥下最后一片原生湿地正在被混凝土侵蚀。十大生态旅游景点的宣传册在游客中心免费发放，但没有人统计过，在标红的景点之间，那些正在消失的生态缝隙与文化肌理，究竟该用什么单位来衡量价值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