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饶市区信江桥头傍晚六点，穿着不同校服的学生从公交车上涌下。有人胸前抱着印有“江西名校联考”的试卷袋，有人耳机里还放着英语听力。他们走向三个方向：河岸北侧的上饶一中，南侧的中学路，以及需要转车才能抵达的县级中学。这种分流并非随机，背后是家长口中反复提及的“十大重点高中”地图。
所谓“十大”从来不是官方排名，而是民间共识与房地产中介话术杂交的产物。市教育局每年发布的高考成绩通报中从不给学校排序，但家长们能通过重本率小数点后第二位的差异，画出隐形的等级金字塔。去年某校高考喜报写着“增长率全市第三”，却被家长群拆穿参考总人数实则减少了17人——数字游戏背后，是县城中学与市区名校对优质生源的抢夺战。
广丰中学的教研组长曾向我展示过他们的“苗圃计划”笔记。这所坐落在铜钹山脚下的学校，用红色签字笔在市级联考成绩单上圈出前300名生源，追踪他们初中毕业后的流向。数据显示：2022年广丰区中考前100名中，有63人选择赴上饶市区就读，而这个数字在五年前是27人。地方中学不得不开发出“名师夜自习陪护”这样的服务，试图用情感绑定留住本地尖子生。
矛盾在玉山一中这样的县域名校身上尤为撕裂。这所因奥赛金牌声名鹊起的学校，保持着县级中学考上清北人数全省前列的纪录，却同时面临年轻教师三年流失率达28%的窘境。一位带出物理竞赛全国一等奖的教师，在办公室指着窗外正在建设的商品房说：“杭州名校挖我的年薪够买这里两个单元，但学生拉着我袖口问什么时候讲磁聚焦时，你很难迈开腿。”
饶城家长圈里流传着某种精准的择校算法：将去年各校985录取人数除以中考录取分数线，得出所谓的“性价比系数”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上饶县中（现广信中学）连续三年高考600分以上人数增长的同时，其农村生源比例从42%下降至19%。当部分学校用全封闭管理提升升学率时，那些承担社会托底功能的公办校反而陷入恶性循环。
某次深夜的校门口，我与卖炒粉的摊主老陈聊起教育迁移。他的记账本暗藏玄机：上饶一中晚自习结束后销量稳定在120份左右，而某私立高中学生消费单价高出普通校三成。“穿校服的孩子会要求加火腿肠和鸡蛋，他们说食堂晚饭不敢吃太多，怕犯困。”老陈的煤气灶火光映照着不同校徽，俨然成了民间教育观察站。
心理学中的“隧道效应”在这些学校间蔓延——当某校宣布引进北京名师团队后，相邻学校隔周就贴出与华东师大合作的海报。德兴某中学甚至将教室灯光改造工程宣传为“预防近视率提升本科率”的典型案例。这种内卷式投入最终转化为学费账单上的数字：十大高中里收费最高的学校，三年费用相当于当地公务员家庭年收入的1.8倍。
在铅山一中的老校区，退休教师带我查看刻在石墙上的历届毕业生名单。1985届那栏密密麻麻的名字里，藏着现在中科院某研究所所长、深圳某上市公司总裁，也有留在本地开茶叶铺的校友。“现在排行榜只看清北人数，却忘了教育最本质的是给每个孩子找到出路。”老人用抹布擦过那些斑驳的名字，石头缝里藏着比任何排名都复杂的教育真相。
当下饶城的教育地图正在重构。高铁开通后，南昌名校的招生班车每周定时出现在县区车站；互联网课程让镇中学能共享成都七中的直播课，却也放大了师资差距。某省级示范高中开始要求教师佩戴智能手环监测课后辅导时长，将育人质量转化为可量化的生物数据。
黄昏时分站在信江桥上，能看到两岸重点高中的教学楼渐次亮灯。这些被民间列入“十大”的学校如同一个个教育试验场：有的用军事化管理冲刺升学率，有的试图复制长三角名校的素质教育模式，还有的依靠县域文化底蕴艰难平衡。当城市化的虹吸效应持续抽走县级中学的优秀师资，当“掐尖招生”与“教育公平”在现实中不断碰撞，那些灯光下演算的习题，最终究竟会导出怎样的未来等式？